我们的身后事能否像梦露那样

瓜田推荐辞：这篇杂文对比了中西人士对墓志铭和墓地的观念和态度，有点意思。中西文化传统不同，对死亡和处理死亡的想法，自然有异。这里不好说有多大的是非之别，但进步和落后的差别还是显见的。

《北魏元囧墓志》（永平四年　公园511年）

多年前在某本书看到古希腊数学家刁潘都的墓志铭，觉得和我们这里的大不相同，很有趣，所以印象特深：“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愉快的童年。在他生命的十二分之一，他的面颊上长了细细的胡须……婚后五年，他获得了第一个孩子……这个孩子的生命，只有他父亲的一半。自从儿子死后，他在深切的悲痛中活了四年，也结束了尘世的生涯。”这段文字充分显示了死者的数学家身份，惭愧的是鄙人代数成绩不大好，最终没有算出来刁潘都到底活了多少年。后来又看到爱尔兰戏剧大师萧伯纳的墓志铭，据说是他生前自撰：“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，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。”其刻薄俏皮与他的作品风格完全一致。最近又看到美国著名影星玛丽莲•梦露的墓志铭，那更是奇特，三个阿拉伯数字和三个英文字母“37，22，35，R.I.P。”，前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了梦露的胸围、腰围和臀围的英寸数，这是这位薄命的红颜最引以为傲的，也不能不是世界各国人民对她那么“热爱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缩写字母的意思则是“在此长眠”（《百度•知道》）。

我们常常感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差别大。不仅活的时候差别大，死了以后差别同样不小。丘吉尔、戴高乐死了以后埋的地方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，大约都只有十几平方米。我们这里的个别大人物却不得了，前不久有人在媒体透露并公布了照片，某领导的墓及其有关建筑居然占了一座山，的确做到了“没有混同于普通老百姓”。那个县里的某干部解释所以如此，是因为“太寒酸了实在对不起老人家”（《南方周末》2011年4月14日）。这句话使我恍然大悟，使我明白了丘吉尔、戴高乐的那种安葬的确只能叫“寒酸”，远比我们富裕的英国人民法国人民确实“对不起”他们的领导。如果不是担心“干涉内政”的话，我也许已经对这两国人民发个“紧急照会”过去了。同时我又想，周恩来也是咱们的“老人家”，颇得民众好感，他死后连一平方米都没占，把骨灰全撒到了江河湖海，这岂不是比丘吉尔、戴高乐更“寒酸”，全国人民是不是也该好好“反省”一下？

好在无论东方西方，多数情况下墓志铭还是都有的。虽然风格不同。墓志铭的目的是“盖棺论定”，一要最能表达死者的愿望，二要最能概括死者的特点或优缺点，三要在表示诚挚纪念的同时尽可能地予以乐观和幽默的色彩，以消减死亡所带来的沉痛。惜乎这三个特点，在当代中国人的墓志铭里极为罕见，我们看得最多的要么就是千篇一律的“表扬”，要么就是高度浓缩了的“年谱”，或干脆就是“任职起讫时间表”。既没有特色，也没有想象力，更没有乐观和幽默，只有“一本正经”。墓志铭本来是“阳世”的总结或者延伸，从我们的墓志铭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的某种“风格”，看出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官贵民贱等等名堂。这“风格”是好是坏、有用无用，暂时难说。但不管怎样，在其他国家和民族那里，一方简单的墓志铭，却是大可以弄得花样百出、多姿多彩的，也是大可以展现死者的真实愿望和各色人的才华的，完全就像他们在“阳间”里的所思所为。你一脸肃穆地步入这样的碑林，最后出来时你必定早就没有了“沉痛”，没有了对死亡的莫名畏惧，而只有欢欣愉悦和对生活的无比信心。我想，这样的墓志铭合不合乎咱们伟大的“国情”姑且不论，但如果我们把它们作为一种“参考”，在今后撰写各种《铭》的时候适当“借鉴”一点，以使我们的墓地也适当呈现一点“亮色”和温暖，也许不是什么“崇洋媚外”吧———当然，我只在这里说老百姓的墓志铭，官员们恐怕不屑于，尤其是像上述占了一匹山的那类官员。“个别官员”活了一生本来都只有“三八作风”里的“紧张严肃”四个字，没有给予旁人以多少趣味，实在不好写出“幽默”来。况且他们本人从来最关心的是“伟大的××战士、优秀×员”一类“组织评价”，以及万分重要的级别待遇，你给他们扯什么刁潘都，什么玛丽莲•梦露，说轻点是在对牛弹琴，说重点那就是“严重违背本人意愿”了，那是多不厚道的一件事呀！我现在岁数大了，不大记得伟大领袖是不是教导过“厚道的人最好不要‘强加于人’”这句话了。即使伟大领袖没来得及教导，我以为这句话也是无比正确的。（文：侯志川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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